今夜，中韩足球大战在长沙贺龙体育场举行，国足以1:0战胜韩国队获得12强赛首胜。
长沙贺龙体育中心是中国第一座以国家领导人的名字命名的大型综合性体育场馆，是对贺龙元帅的纪念。
贺龙体育场的雏形是一个群众性体育中心，于1950年选址，1952年建成。在以后的时间里又经过了四次改建，新增加了非常多的体育运动设施，体育场的整体设施逐步的完善起来。
2003年，该馆重建。现在的体育场外形像一朵美丽的芙蓉花，点缀着长沙市。馆名由王震将军亲自题写， 字体遒劲有力。
贺龙体育场位于贺龙体育文化中心靠劳动西路一侧，为一座综合性多功能的现代化体育馆。该馆总建筑面积18425平方米，固定与活动坐席6500个，比赛大厅面积为58×30米，是继首都体育馆、上海体育馆之后，中国大陆较重要的综合性体育场馆。
该馆曾成功承接过第一届亚洲体操锦标赛、中美男篮对抗赛、五城会体操蹦床比赛、五城会男子篮球决赛等国内外大型赛事，多次承办CBA和WCBA重大赛事。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2年11月，任命贺龙担任了新组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一职，之所以会选择贺龙，是因为贺龙的一生与体育有着不解之缘。
1896年3月22日，贺龙出生于湖南省西北部一个偏僻的集镇——桑植县洪家关。贺龙的父亲贺士道以务农为业，兼做裁缝，一家9口人，生活相当艰难。贺龙排行老四，上有3个姐姐，下有2个妹妹1个弟弟。1903年，贺龙被父亲送进本族私塾读书。然而，生性不羁的贺龙常常向塾师提出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对于背书却毫无兴趣，塾师为此常常体罚贺龙。不久，贺龙便辍学回家了，这年，他刚过13岁。
湖南省桑植县洪家关是“武术之乡”，贺龙的爷爷贺良仕便是一名武庠生，人称衡山公。他看孙子贺龙读书不成，就决定教孙子学习武术。爷爷去世后，贺龙又拜堂叔贺士远为师。
在洪家关，每天早晚时分或者农闲时分，都会有不少人在一起切磋技艺。每逢这个时候，贺龙总是一声不响地站在一旁，聚精会神地观看大人们的一招一式，等没有人的时候，他便模仿着大人操拳的套路，纵跳腾挪，挥拳踢腿，提气练功，舞刀举锁，直练得浑身汗淋淋才罢休。
为了练好武功，贺龙常常是废寝忘食，简直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一天晚上，贺龙从睡梦中突然醒来。屋外明亮的月光，让贺龙以为天亮了，他慌忙穿好衣服，一路小跑，挨家挨户叫醒小伙伴们，一起去练武。大家练了很久之后，天还没有亮，抬头一看，一轮明月高挂天空。小伙伴笑着对贺龙说：“晋代的祖逖‘闻鸡起舞’，咱们练功是没闻鸡，也起舞了。”为提高武艺，贺龙不怕山高路远，经常饿着肚子，跑到离家十几里远的樵子湾，让那里有经验的武术艺人给自己指点迷津，为此，在来回的山路上，他不知摔过多少跤。
1914年春，洪家关从外地请来了一位姓周的武师，按洪家关的习俗，师傅初来收徒，必须先摆擂台，一是让即将报名的徒弟知道师傅的功底，二是师傅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考考徒弟的武艺。
擂台比武开始了，第一个上场的是位姓屈的青年，他的武功在洪家关算得上第一流的，但上场没几个回合，就被周师傅摔倒在地了。之后几个上场的，也只几个会合就被打倒在地。在周师傅与他人交手时，贺龙蹲在一旁，看得很仔细，他发现周师傅有个绝招：每当对方猛冲过来时，他总是虚晃一下身体，借着对方的冲力，来个“顺手牵羊”，由于周师傅站得稳，所以能频频将对方摔倒。贺龙认真研究后，认为避开对方的长处，发挥自己的优势，这样才有获胜的可能。
贺龙做好准备后，就纵身一跃上了擂台，双手抱拳施礼。在场的人看过了之前几场比试，此时都用怀疑的眼光看着贺龙。二人互相交手后，一招一式，你来我往，几个回合下来，不分高低。周师傅一看，这个年轻人出手快，步伐活，站桩稳，拳路精通，不可小视，不使“绝招”恐怕难分胜负。于是，周师傅一个纵步向前，旋即碎步后退，欲诱贺龙猛力进招。贺龙察觉到对方要变招了，瞬间突然变式，身子一蹲，使对方抓空，然后飞起左脚一扫，伸手一推，周师傅猝不及防，“扑通”一声摔倒在地。全场顿时响起一片叫好声。周师傅非但不生气，反而称赞贺龙身手不凡，是洪家关的“武状元”。
南昌起义军南下广东失败后，贺龙辗转来到上海找到了党中央。中央研究后，决定送他去苏联学习，但贺龙执意要回湖南，打算再拉一支部队继续战斗。他秘密潜回老家洪家关，很快又拉起了一支红军武装，并开辟了湘西革命根据地。
在频繁的反“围剿”战争中，身为红二军军长的贺龙总要抽出空闲时间习武，他还号召广大红军战士“练好身子，战胜敌人”，教他们学习武术，开展射击、投弹、刺杀、爬山、武装越障碍等军体活动。他指出，红军开展各项体育活动不仅是为了活跃部队的生活，更重要的是培养指战员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锻炼强健的体魄，提高红军的战斗力。他经常对红军干部说：“要教育战士努力锻炼身体，身体不练好，打仗怎么行!”为此，贺龙让部队走到哪里就练到哪里，晴天在室外练习徒手操、持枪操、爬山打猎;雨天就在室内开展跳桌子、跳板凳、拳击、摔跤等活动。
后来，贺龙率领的红二军团还办了一所随营学校，学员是营、连、排3级干部，贺龙要求随营学校的军体训练要从游击战争的特点出发，学习内容要“因地制宜，灵活多样”，以武术、射击、游泳、骑马、登山、爬树等活动为主。在训练要求上，要提倡“快”和“巧”，他甚至规定部队从站队到吃完饭只能用5分钟，并自己身体力行，端起饭碗，狼吞虎咽，吃饱就走。刚开始时，不少学员埋怨军体训练搞得太多，搞得人腰痛腿肿得受不了，吃饭给的时间太短了，吃不饱。为此，贺龙严肃地告诫学员说：“我们是打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是：‘敌来我飞，敌去我归，人多则跑，人少则搞’，这就要求红军体魄强壮，腿子硬棒，苦练才能练出一副适应游击战的钢筋铁骨。”就是因为平时训练多，在反“围剿”战争中，贺龙率领的红军经常东奔西袭急行军，有时一夜要走100多公里，在各种恶劣的环境中打了很多的胜仗。
在湘西革命根据地，一生酷爱体育运动的贺龙，亲手组建了一支“战斗篮球队”，贺龙认为：在所有的体育运动项目中，篮球运动是一项激烈的竞技项目，是体魄、意志、战术、技术的综合应用。因此，他特别喜爱篮球，在队伍中积极提倡开展打篮球运动。刚开始时，篮球队常常受到比赛场地的限制，贺龙就风趣地对大家说：“活人不能被尿憋死，没有场地自己搞嘛!”他带领大家一齐动手，一下子就平整了4个篮球场，还就地取材伐树锯木做成了球架和篮板，用大楠竹弯成圆圈，固定在篮板上，一个个篮球场就这样建好了。
此后，贺龙一有时间就与队员们一起打球，为了能打好球，他们还经常举行讨论会，研究改进思想作风和技术、战术上的不足之处。他常对球队队员说，打球就如同打仗，一要讲战斗作风过硬，敢争敢抢，不畏强，不轻弱;二要讲团结战斗，配合默契，不能各打各的;三要讲究战术，训练要有计划，比赛要有方案，攻要攻得进，防要防得稳，掌握比赛主动权。
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发出了“锻炼体魄，好打日本”的号召，时任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师长的贺龙与他率领的全体官兵积极响应，并很快恢复了湘西红军时代创建的“战斗篮球队”。球队队员们每到一地，不仅打球，而且通过打球对群众进行抗日宣传工作，扩大八路军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力。
一二〇师三五九旅刚接防绥德时，由于的长期反动宣传，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八路军有许多误解。为了消除当地人的误解，扩大、八路军的政治影响，驳倒的反动宣传，旅长王震就约定由一二〇师的“战斗篮球队”与绥德师范学校队打一场比赛，球赛场地就安排在绥德师范学校内。消息传出，全城轰动。比赛时，球场周围里三层外三层地挤满了观众。师范学校球队身着统一整齐的鲜艳运动服，“战斗篮球队”虽然没有鲜艳的运动服，但却衣着整齐，他们在赛前先很有礼貌地向观众招手致意。比赛中，“战斗篮球队”的队员打得积极主动，有章有法，同时又不以强凌弱，而且尊重裁判，尊重对方。最终，“战斗篮球队”以108：15的悬殊比分赢了对方，比赛结束后，“战斗篮球队”的队员们主动与对方握手。这一切群众都看在眼里，他们交口称赞：“八路军不仅技术高超，而且球风高尚，这样的军队，能打胜仗。”
从此，“战斗篮球队”名扬全解放区，为抗日军民所赞誉。这支篮球队曾两次去延安参加比赛，受到和朱德的亲切接见，赞扬他们：“你们在贺师长领导下，一面打仗，一面开展体育运动，这很好。”朱德接见完球队队员后，还派人送来了自己亲笔题词的锦旗，上书“球场健儿，沙场勇士”几个字。“战斗篮球队”由此成了全军学习的榜样，贺龙领导的一二〇师被全军誉为“三好部队”，即仗打得好、球打得好、戏演得好。从此，“贺老总爱打球，喜欢体育运动”的佳话，在广大官兵和人民群众中流传开来。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央决定组成中央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西南军区，由、、贺龙分别任第一、第二、第三书记，为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贺龙为西南军区司令员。1951年，全国举行男女篮球、排球比赛，结果西南军区除女排得了个第四名之外，其他3个球队都是倒数第二名。一生酷爱体育的贺龙得知此事后，十分焦虑。他与商量后，于1951年9月成立了西南区体工队，这也是解放后全国成立的最早的一个专业体工队。为了办好体工队，贺龙从各行各业选拔一批体育骨干，并从上海请来几位解放前的体坛名将充任教练，他还顶着压力起用了曾经在中央军校担任过教官的林绍洲为田径教练。在贺龙看来，只要拥护，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又有真才实学的人都可以重用。从此，西南区的体育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在不少方面领先于其他地区。
1952年9月的一天，时任政务院副总理的从北京打电话给在重庆西南军区任司令员的贺龙，告诉他，政务院决定组建中央体育运动委员会，团中央已经写信给，建议你担任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因为大家都知道你喜爱体育事业。贺龙一听也十分高兴，为了稳妥保险，他又给写了一封信，请求出任体委主任一职。11月，根据贺龙的请求，任命贺龙兼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
上任后，经过调查研究，贺龙发现旧中国留下的体育场馆寥寥无几，在偌大的北京城，仅有1937年建造的先农坛体育场，于是，决定在北京修建一座设施比较齐全、设备比较先进的体育馆。他先派人在天坛东侧找了一块空地，自己又给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万里打电话，请万里负责筹建。随后，贺龙又调来曾经参与修建重庆人民大会堂的张一粟，协助万里工作。在设计过程中，贺龙亲自审查图纸，就连馆内使用的沙发、茶几的样式，都提出了具体的意见。施工期间，贺龙还经常到工地上看望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查看施工进度。经过一年多的紧张施工，1955年4月，北京体育馆最终落成。
1958年初，贺龙专门就创办《体育报》的事宜向周恩来进行请示。6月下旬，获得中央的批准后，他又亲自请为《体育报》题写了报头，还请朱德题了词。此后，《体育报》就成了贺龙必读的报纸。在他的大力支持下，《新体育杂志》和《中国体育》杂志(英文刊物)也先后创办。
国家体委成立初期，专业技术人才严重不足，几乎每个体育项目都既缺少教练员，又缺少优秀的运动员。为此，贺龙力排众议，不拘一格，大胆选用了一批优秀的教练员、运动员，此外，贺龙还吸引了很多流落海外的体育人才回来报效祖国。经积极努力，1954年前后，国家足球队、篮球队、乒乓球队、田径队、网球队、体操队、游泳队等相继组建起来。在运动员的管理上，贺龙借鉴军队的管理方法，在运动员的训练上，贺龙主张训练难度要大幅度地超出比赛的难度，这样才能够在比赛时最大限度地发挥运动员的技术，并提出了“三从”原则，即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加上“大运动量训练”，最终归纳为“三从一大”原则。后来，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贺龙又进一步提出了“三不怕”(不怕苦、不怕难、不怕伤)、“五过硬”(思想、身体、技术、训练、比赛过硬)的口号。
后来，贺龙发现全国人民对中国篮、排、足三大球水平落后的现状非常关心，便怀着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发誓要把三大球的水平搞上去，并说：“我们一定要扭转我国体育落后的局面，摘掉‘东亚病夫’的帽子，我看不到三大球翻身，死不瞑目!”他运用乒乓球、羽毛球的成功经验，精心指导部署三大球的训练工作，还特别主张学习外国的经验。1959年第一届全运会期间，国家体委邀请了保加利亚体育代表队来华访问，这期间，中国男篮与保加利亚篮球队进行了一场比赛。当时，保加利亚篮球队是欧洲的冠军队，并获得过奥运会男篮比赛项目的第四名，该队中锋米尔契夫是世界著名高手，人称“巴尔干雄鹰”。贺龙的次女贺晓明后来回忆说：“比赛的前一天晚上，夜已经很深，而父亲却久久不能入睡，他心里装着的都是这场比赛，于是，就来到中国男子篮球队的驻地，找到教练员陈文彬和张子沛。父亲见面就问，明天的比赛准备怎么打，两位教练没想到体委主任深夜造访，不免有些紧张，互相推让对方先谈。父亲便笑着说，你们都不讲，拿不出作战方案，我们就在这里坐到天亮。几句话，逗得在场的人都笑了，接着，他又掏出香烟给大家抽，并声明这烟里没有尼古丁的。经他这么调节气氛后，两位教练都无拘无束地发言了，最后，父亲还谈了他的想法。他建议中国队采用‘三英战吕布’的战术，搞‘小个子打大个子’的战法，场上的5个人要当7个人用，对强手要敢打敢拼，不畏惧对手，不但要守得住，还要攻得下，能攻善守，打好这场球。”按照贺龙的指示，中国队最终以86∶77战胜了强大的对手。
在贺龙的关心和指导下，经过十几年的努力，中国体育战线成果累累，发展喜人，贺龙对新中国体育运动事业的贡献是巨大的，可以说，他是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开拓者。
1958年10月20日，开国元勋贺龙元帅在山西省代省长卫恒的陪同下，会见山西省第一届人民体育运动大会的运动员和体育工作者代表时说——
“在体育工作上首先要抓田径，田径是基础。各项体育运动都离不开田径。要把田径运动搞起来。田径运动不受场地限制，到处都是战场，什么人都可以参加，所以也容易普及。”
1957年11月，山东姑娘郑凤荣在北京打破女子跳高世界纪录，她剪式跃过1.77米，被誉为中国体育的“报春燕”。
1959年全运会，浙江姑娘姜玉民一人夺100米、200米、400米三项冠军，其中200米大战竟然是周总理掐表。姜玉民的三项最好成绩分别是11.6秒、24.4秒、55.6秒，如能顺利参加奥运会，历史极有可能被改写。1960年6月在布拉格举行的罗申斯基国际田径比赛中，姜玉民奋力战胜众多欧洲名将，荣获400米冠军，成为第一个在欧洲比赛中赢得金牌的中国飞人。
1965年，陈家全在100米中跑出惊人的10秒整(手计时)，追平世界纪录。“栏王”崔麟也在110米栏中跑出13.5秒的世界第一好成绩。
1965年至1970年，跳高名将倪志钦也大放异彩，跳出过超世界纪录的好成绩。
除了这些彪炳史册的名将与好成绩之外，田径诸项的纪录不停地被刷新，各类比赛也波澜壮阔，光看名称就吸引眼球：田径表演赛、地区对抗赛、中外友谊赛……丰富多彩的竞技田径不停地给国人带来惊喜，也为其他各项目提供了力量之源。
民间的田径活动同样风起云涌。小编举一个例子——1956年，北京多家新闻单位为了开展体育运动、扩大体育宣传，联合发起创办了北京市胜利杯环城赛跑。这是当时我国最大规模的群众性长跑竞赛，次年改为春节环城赛跑……每逢此赛，京城简直“全城总动员”，各单位热火朝天开展训练，一批批名将从这方舞台走上全国乃至国际赛场。在那个资源匮乏、科技落后、装备糟糕的时代里，从环城赛涌现出的业余跑者——马拉松成绩能达到2小时30分钟左右……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田径爱好者乐园。
还有一个功不可没的——“劳卫制”，全称为“准备劳动与保卫祖国体育制度”。
新中国成立后，为改变“东亚病夫”的形象，党和国家确立了重视国民体质健康的指导思想KU游体育，把苏联行之有效的“劳卫制”拿来借鉴。1951年，北京率先实施与“劳卫制”相仿的《体育锻炼标准》。之后，上海也试行了《体育锻炼标准》。1954年，国家体委干脆使用“劳卫制”之名，颁布了《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暂行条例和项目标准》，教育系统也掀起了学生锻炼的热潮……
“劳卫制”着重考察速度、力量、耐力、灵巧，是对人的身体素质的全面锻炼，田径是重中之重。体育课更是田径项目的摇篮，学生掌握多项田径本领，那都不叫事儿。而现在的孩子，有谁玩过铁饼?有几个跨过栏架?
从1952年贺龙出任中央体委主任起，到“文革”爆发的1966年止，全国体育健儿艰苦奋斗、勇敢拼搏，共打破世界纪录145次，获得13项世界冠军;与此同时，中国青少年的平均身高，比父母一代普遍增加了3厘米左右……
这是1963年10月，我国优秀田径运动员及教练员的合影。前排左起：刘淳冰、康樾莉、肖洁萍、靳以玲、崇秀云、王士玉、吴云新、吴浮山、姜玉民、陈正锈(领队)、王秀芬、刘兴玉、刘玉英。中排左起：齐祖谭(教练)、邓力行、何增生、殷凤武、顾克炎、陈家全、周裕光、张启山、胡祖荣、殷正德、苏文仁、梁仕强、黄健(教练)。后排左起：俞樟炎(教练)、马法成、李云彪、马长路、倪志钦、男兆钟、贺永宪、康驹培、孙久远、高济桥、郑仁强(教练)、沈孝智、刘德修(领队)。